地方命名不宜割裂历史 （2011）

地方命名不宜割裂历史

施春宏

（《语言文字报》2011年9月21日第2版）

近年来，不知怎地掀起了一股更换名称的热潮。除了高校校名的大规模升级换代外，最热闹的就是市县（尤其是市）的更名了，而且大都希望贴着历史，以至连“夜郎”都成了香饽饽，几个地区在抢。在这场“换马甲大运动”中，有不少是在恢复曾用名。我们注意到，在这些恢复曾用名的地方，有一些现用名是混搭式命名形成的。兹举数例，以见其本。

2010年，沿用近60年的“襄樊市”正式更名为“襄阳市”，其下所辖襄阳区更名为襄州区。何为“襄樊”？即襄阳、樊城的合称。这种在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的命名方式，我们称为混搭式命名。樊城立城于西周，因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此而得名；襄阳筑城于汉初，以地处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两者都是熠熠生辉的历史文化名城。然而，无论是复用“襄阳”或“樊城”，都只能延续部分历史，可又不能采用“襄阳－樊城”的命名方式。这实际上是新一轮的博弈。与其两失，不如一得，且倾向于一大得，因此只好壮士断腕了。有人统计，《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1回故事发生在襄阳，如逃命狂奔的刘备马跃檀溪、求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襄阳郊区的诸葛亮高调发表隆中对等，这些故事可谓妇孺皆知。还有唐代诗人孟浩然人称孟襄阳、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人称米襄阳，皆以此为名。而作为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军事重镇、经济名城的“樊城”，在现今的知识系统中则要逊色很多。

与“襄樊”情形相似但寿命更短的是“荆沙”。1994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和沙市市合并，两者都想在新名中留下点印记，博弈的结果便折中出了一个两像两不像的新地名“荆沙”。历史惊人地相似，以“大意失荆州”历史典故声名远扬的文化名城就这样在“大意”中消失了。所幸的是，“荆沙”人终于认识到了改名的代价便是历史意蕴和文化魅力的堙没，于是1996年又重新使用“荆州”之名。一名之易，见出认识上的飞跃。

当然，混搭式名称也并非都有问题，都得放弃。在我国省级命名当中，采取混搭式命名的不少。清代置行省，有很多名称就是取该行省内有影响的两个城市名之首字合璧而成，如安徽（安庆、徽州）、江苏（江宁/今南京、苏州）、福建（福州、建阳）。新的命名并未使原有的地名失去光辉，反而提升了知名度，可谓相得益彰。

而市、县的地名则不然。历史事件、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往往就是市县这一级，因此市县名称通常就负载了更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地名系统中的基本层次单位，更易为一般人所感知、了解和认同。名称这个载体的消失，往往也伴随着记忆的淡化、模糊乃至消失。在混搭式命名过程中，常见的做法是将某些历史名城降格为市下之区。其实，这样做虽然保留了原名，但其为人感知的情况就大打折扣了。除了当地市民，又有几人对区名感兴趣呢？曾经，安徽徽州地区升格为黄山市，徽州降格为黄山市的一个区。现在，大家都在为“徽州”这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消失而痛惜。

由此可见，混搭式命名的得失博弈是必须综合考虑的。混搭式命名的成功与否，有其特定的层次和条件。为一地命名和更换名称实际上都存在着博弈的情况。混搭式命名常常是折中的结果，而在市县一级，则常常是合则两伤，意图中的双赢变成了实际上的两输。命名难，改名更要慎重。

一个历史性的名称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商标，它“注册”在人们心中。名称体现的并非简单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

对中国地名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的分析，学界已经做过一些了，但对当前更名现象进行系统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似乎还没有开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