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言学：一个值得考察的话题（2012）

政治语言学：一个值得考察的话题

北京语言大学  施春宏

政治和语言生活及语言学的关系，在我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后者往往受到前者或深或浅的影响。这种现象虽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考虑，却有系统分析的必要和价值。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话语对语言生活及语言学的影响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语言文字使用和语言文字工作中的阶级性问题，因此我们这里主要就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8年到1978年陆续整理出版了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本，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但是，受当时政治、文化、学术、经济、技术等条件限制，点校本“存有缺憾”。于是，中华书局2005年着手点校本的修订准备工作，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对这次重新整理的动因和意义，《新京报》记者钱昊平和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史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俊先生做了一次对话，对话内容以《新中国二次大修“国史”修什么？》为题发表于《新京报》2010年8月9日A18版。在谈到点校本的缺憾时，徐俊先生指出，点校工作受到了政治风气的影响。除了底本选择之外，徐俊先生特别举出政治风气对标点符号使用的影响：

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可见，在这种时时处处皆政治的观念的指导下，连标点符号都具有了“阶级性”。

其实，不仅标点符号的使用，就是行文体例有时也“被阶级性”了。徐俊先生接着说：

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徐俊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则政治话语对语言文字使用和工作施加特别影响的具体实例。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则是比较常见的。例如，辞书编纂工作就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

“文革”期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条目”，要选“积极”的词目，不选“消极”的词目，释义要搞“大批判开路”等等，现在虽已遭到了唾弃，但其流毒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徐进凯《把好政治关》，上海辞书学会、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辞书编纂经验荟萃》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这种政治性（有时也指阶级性、思想性）意识在选词、释义、举例上都有体现。如《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指1973年印出的内部发行本，此前1965年曾印出同纸型的送审稿）收有“王道”一词，就被某要人批作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乐土’张目”；将“礼”释为“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仪式”，则被批作“完全回避了‘礼’的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韩敬体《批判“四人帮”扼杀<现代汉语词典>的罪行》，《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其实，政治性以及相关的阶级性、思想性的影响既有来自政治层面的客观要求，有时身处当时大环境中的编者，也未必能够脱离当时的社会风尚。如《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实际上编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见试用本的“说明”），很多词的释义就已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以一个本来属于褒义的词“博爱”为例：

【博爱】对人类普遍的爱，是剥削阶级用来掩盖阶级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1978年第一版同此。1983年第二版改释为“旧时指对人类普遍的爱”，义项中加上了“旧时指”，似乎这个词已经从当时的语言生活当中消失了。在那个谈“爱”色变的岁月，很多跟“爱”相关的词语，都戴上了政治、阶级的帽子。直到1996年修订版和2002年增补本，“博爱”才释为：“指对人类普遍的爱。”2005年第五版释为：“指普遍地爱世间所有的人：～众生。”（按：这个释义有些问题。这个词在实际语料中基本上没有动词性用法；而且现代意义上的博爱观念虽主要施之于人，但也并不局限于人。）

当然，语言使用和语言工作中的“阶级性”问题只是政治语言学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相当特殊的一个方面。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性是一个回避不掉的问题。只要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和工作者生活在现实中，政治性以及相关的阶级性、思想性必然对语言文字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和工作者必然对政治风气有所关注。然而，关注政治风气对语言文字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跟政治思想主导我们的语言文字生活和工作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对这种政治风气以及相关的思想思潮影响语言文字生活和工作的情况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政治风气、环境的影响有时很宏大，有时却很微妙。如“二简”的出现就是在实现一项政治任务；而过去“同志、小姐、先生”的使用色彩和适用范围的变迁过程及其引发的语言学和非语言学争议，都跟特定的政治风气有很大关系。

由此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对政治和语言生活及语言学的关系做出专门的研究。如果要给这种研究以一个名称的话，可以叫做“政治语言学”。基于既有的学科框架，我们当然可以将政治语言学看作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但由于我国语言文字生活和工作所经历的特殊性，我们有必要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来做专题考察。在各种政治性内容当中，阶级性问题尤为突出，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知道，语言是交际、思维、认知的工具，虽然它可以表达具有阶级性的内容，但它本身没有阶级性。然而，过一段时期，语言的阶级性问题就会以某种方式冒出来，这不仅体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即便现在，也时有体现，只不过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既然要研究，就有个材料鉴别、选取和挖掘的问题。在研究政治语言学时，我们不但要关注已经形成文本的现象，对那些虽未形成文本但有过讨论、采取过措施的情况，也值得考察。如上文中所举的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时要求行文体例上符合阶级性要求的情况。又如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先生前些时回忆说，《新华字典》1971年版编写时，在编到“茹”字时，有个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但魏建功先生反对这样做，最后字典中还是留下了这个字。（李培、周晓婷、肖央采写《新版<新华字典>未收“给力”等网络热词编撰者讲述》,《南方日报》2011年5月25日A19版）这跟“口述史”有些类似，而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内容正潜藏在口述史中，政治语言学的材料尤其如此。在政治神经比较敏感的时代，人人都紧绷神经，结果造成了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些想象的“成果”未必形诸文字。这也是政治语言学值得研究的背景之一。

目前，从语言学层面对政治话语特殊性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复旦大学中文系祝克懿先生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考察，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视角。但总体而言，政治语言学没怎么引起理论上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卫志强先生在《当代跨学科语言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中介绍了语言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刑事侦查学、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病理学、生物学、性别差异、体态、星际信息传递、数学、模糊数学等15个领域的关系，然而其中的语言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并不能完全涵盖政治语言学的内容。

其实，“政治语言学”这一提法已经出现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雷大川先生在《文史哲》2009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构建》的论文，副标题中即有“政治语言学”一词。但是，该文所论实际上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如文中所言：“既然存在栖居于语言之中,那么,政治现象或者说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存在,也必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故探讨语言问题,从语言的维度探究政治现象的本质,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思维路径。”“政治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这一命题不仅仅立基于语言的本体论,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身就蕴含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语言本身即具有权力的属性,它规范着社会秩序,发挥着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这是典型的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和话语形式。它讨论的是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政治分析、语言使用的混乱与政治理论建构的困境、言语行为与政治权力的运作这样一些话题。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纽梅耶（Frederick J. Newmeyer）20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语言学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inguistic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谈的是乔姆斯基理论跟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些都不是真正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政治风气、政治生活对语言生活及语言学的影响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讨论它的基本性质、主要范围和内容、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等。就基本性质和主要内容而言，政治语言学，既可以理解成“政治＋语言学”，对政治生活进行语言学的考察；也可以理解成“政治语言＋学”，对政治生活中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生活中的政治话语进行分析。这些方面，目前都没有什么研究。作为考察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些特殊的政治话语，如政府工作报告语言、日常工作汇报语言、政治及政策性标语口号语言、日常政治生活语言、政治人物讣告悼词语言等；也可以先考察某些特殊词语的命运变迁；还可以先分析语言规划中的政治观念问题。

当然，政治语言学跟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话语权力分析等必然相关。像政策层面的语言文字工作问题（如语言规划等）、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问题、特定方言的语言地位问题、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问题，则是政治语言学中层面比较高的问题，这些问题跟其他相关学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单纯地从语言角度来研究政治语言学，显然是不充分的，也不能够深入。也就是说，政治语言学同样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