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恩师于根元先生（2019）

深切缅怀恩师于根元先生

施春宏

公元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恩师于根元先生走了。

噩耗传来，脑中顿时空辽无边，很长时间之后，才感受到锥心之痛。当时我和妻子、孩子正坐在北京回安徽青阳老家的高铁上，妻子看微信时突然“啊”的一声大叫，我吃了一惊，问她怎么了。她突然泪下，才知敬爱的于老师竟然于上午离去了！……

高铁无法折回，只能继续南下。此次回老家，除了看望亲人，主要是拜望我近四十年前在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恩师刘传翠老师和她病重的先生汪老师。此前跟刘老师电话联系，她说一直想看看我全家，我也特别想再听听二位先生的教导。刚好这周我们三人的时间能凑到一起，于是立即出发。当晚回到老家乡下与父母相聚。第二天一早，我们先驱车去探望病中的舅母，接着驰车去宣城市拜望敬爱的刘老师和汪老师。下午赶回青阳，先到乡下跟父母打个招呼，然后我和妻子立即赶往铜陵火车站，转道合肥。二十四日凌晨回到北京，参加于老师的告别仪式，最后看一眼恩师。告别仪式是二十四日早晨五点半在东方医院告别室举行。仪式之后送于老师去昌平殡仪馆，而后送于老师到八达岭陵园休息。苍松翠柏间，先生安息于此。

这两天的辗转，脑中呈现的都是于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已二十六年多了。今年八月七日（农历七月七日），是于老师七十九华诞，按农历纪岁是八十大寿。我和女儿在于老师生日前一天去看望先生和师母王老师，为先生祝寿。我们先在家中聊了一会儿，然后去附近的饭馆吃中饭。饭菜是于老师点的，饭钱也是于老师付的。这次王老师特别叮嘱我不要跟于老师抢着付钱。于老师一直话语不多，身板挺直，坐听我们聊天，偶尔接话问几句。除了生活，我们还谈了一点社会新闻，以及《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于老师吃得不错，还将未吃完的打包带回。饭后，我女儿搀着于老师胳膊往回走，我搀着师母走在后边聊天。一直送到电梯门口，看先生和师母进了电梯，挥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别，前后相隔只有十六天。

无法相信，更无法接受。

我曾出版过几本小书，在前言后记中表达了我对于老师和师母的感恩之情。今天找了出来，汇集在一起。我将利用这几个月时间，再静静地将恩师数百万字的作品系统地拜读一遍，重新感受一下先生的思想和情怀。

于老师，您好好休息。

一、《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后记中的话：

这本书能够呈现出来，首先要感谢于根元先生。我是1993年秋投师于老师门下攻读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的。于老师为我们开设的“现代汉语规范研究”课及其他应用语言学理论课使我对语言应用研究尤其是语言规范研究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硕士毕业论文即是《现代汉语规范评议失误研究》。这篇学位论文对我后来数年中一直以语言规范为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硕士毕业后，于老师鼓励我不要放弃学术研究，尤其是比较系统地探讨规范理论以及应用理论，多注意语言应用的热点问题。于老师经常将他最新的想法告诉我，并创造条件让我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沙龙、研讨会。后来数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二十篇关于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的文章，大多数文章都经过了于老师的修改。

去年年底，于老师希望我把自己关于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的研究成果梳理一下，作为“语言与传播丛书”的一种。我虽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应承了下来，但心里还是没有底。虽然有已经发表的文章做底子，但要整理成一本较有系统的书并非易事，这不是“剪刀＋糨糊”就能交差的。有的文章发表已数年了，一些认识需要调整和深化，新的材料需要整理和补充，有的地方甚至需要作较大的改写。在于老师的催促和鼓励下，面壁数月，终于整理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于老师这些年的悉心指导和严加督促，这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衷心感谢于根元老师。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师母王兰芳老师。王老师十数年来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关心我的全家。

二、《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后记中的话：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读博之前的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无限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先生和师母王兰芳老师。我自硕士毕业后的十多年里，仍一如既往地得到先生和师母的教导和关怀。我的第一部专著《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就是在先生的指导和督促下完成的。当我从北大毕业后全家蜗居一室时，先生和师母屡次到蜗室中谈学问，谈人生。在北京房价飙升的起步阶段，先生和师母鼓动我尽快买房，并借我十五万元人民币为我垫付期房首付款。本书的修改大多是在我的新居中完成的。我们全家都浸透在先生和师母的关爱之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母之德，天高地厚。

三、《汉语基础知识（语法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年。编写说明中的话：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北京大学袁毓林教授和陆俭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对我学术研究的严格教导。

四、《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认知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年。后记中的话：

我接触词汇语义的研究，与很多因素有关。虽然成果不丰，但历程颇长。

首先得益于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先生的严格教导。记得1993年5月我从安徽师范大学赴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招生面试时，于根元先生拿来了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让我从上面找出10个新词新语。先生没有限定时间，但我费了好大的劲儿，也只找出了几个（大概五六个吧），而且还拿不准算不算。说真的，当时对何谓新词新语，只有《现代汉语》教材上的一点知识，实际上并不是太了解。惭愧得很。但这也成了我与新词新语新用法结缘的重要动力。后来师从于先生读硕士后，于先生和他的团队（周洪波先生、刘一玲先生、郭龙生先生等）关于新词新语的论著成了我学习的基础。那段时间及前后数年，也是于先生这个团队编写新词新语系列词典的重要阶段。观察新词新语形式和意义的出现和变化，跟单纯地基于辞书来研究词形和词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观念还是分析方法，都需要有很大的创新。而且于先生团队特别强调“新词新语的预测”，这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预测观对我后来做语法研究也很有影响）。于先生特别强调，判断任何语言现象的价值，都要从“交际值”这个角度来考察。可以这么说，我从于先生那儿学到的最关键的思想，就是“交际值理论”。这种思想不仅对我做应用语言学尤其规范语言学研究有根本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后来做语法研究、二语习得和教学研究，以及进行语言学理论思考，都有深远影响。这期间，我还在于先生指导和周洪波先生帮助下，作为两位撰稿人之一编写过一本词典《学生多功能词典》（于根元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75.9万字）。这次辞书的编撰工作几乎占了我硕士生阶段的一半时间，而且所有词条都是一笔一画码字而成的，仅资料收集就做了几大卡片盒。可以说，对辞书的认知体验非常深刻。

五、《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合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后记中的话：

同时也借此感谢我的导师于根元先生、袁毓林先生和博士学位论文合作导师陆俭明先生、博士后合作导师冯胜利先生，我会努力地将先生们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情怀传递给我的学生们。

六、《汉语纲要》，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年。前言中的话：

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先生、博士生导师袁毓林先生和博士学位论文合作导师陆俭明先生、博士后合作导师冯胜利先生，先生们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情怀时时感染着我，是我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

七、《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探索》，商务印书馆，2018年。后记中的话：

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老师一直是我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本书的修改虽未直接请示先生，但先生关于“交际值原则”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对所有语言问题的理解。我发现，先生关于应用语言学、新词新语、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见解，在当下的语言生态和语言研究生态中更显光芒。还有一件特别感恩的事。2004年先生和师母王兰芳老师曾借款15万元助我买房，2008年因我还债压力较大，先生和师母又复借我20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母之德，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