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搭式命名中的博弈（2011）

混搭式命名中的博弈

北京语言大学  施春宏

（《语言文字报》2011年9月21日第2版。刊登时有删节，题名也改换）

近些年，中华大地掀起了更换名称的热潮，除了高校校名的大规模升级换代外，最热闹的就是市县（尤其是市）的更名了，而且大都希望贴着历史，以致连“夜郎”都成了香饽饽，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几个地区在抢，做足了文章。管他夜郎是何郎，只要名字叫得响。

在这场换马甲大运动中，有不少是在恢复曾用名。我们注意到，在这些恢复曾用名的地方，有一些现用名是混搭式命名形成的。兹举数例，以见其本。

2010年，沿用近60年的“襄樊市”正式更名为“襄阳市”，其下所辖的襄阳区更名为襄州区。何为“襄樊”？乃襄阳、樊城的合称。这种在两个名称中各取其一的命名方式，我们称作混搭式命名。樊城立城于西周，因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于此而得名；襄阳筑城于汉初，以地处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两者都是熠熠生辉的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在合并为一市时自然都有不失其名的理由。这样就出现了命名中的博弈，最后（1952年）采取了折中的手段，各取其一，组合而成。然而，这一混搭的新地名，不但无助于历史传承，也模糊了世人对历史的记忆。因此现实可选的策略是恢复曾用名。然而，无论是复用“襄阳”或“樊城”，都只能延续部分历史，而必然将弃用之名置于情何以堪的境地。可又不能采用“襄阳－樊城”的命名方式。这实际上是新一轮的博弈。与其两失，不如一得，且倾向于一大得，因此只好壮士断腕了。有人统计，《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1回的故事发生在襄阳，如逃命狂奔的刘备马跃檀溪、水镜先生司马徽举荐学生诸葛亮、求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襄阳郊区的诸葛亮高调发表隆中对，这些故事可谓妇孺皆知。还有唐代诗人孟浩然人称孟襄阳、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人称米襄阳，皆以此为名。而作为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军事重镇、经济名城的“樊城”，在现今的知识系统中则要逊色很多。

与“襄樊”情形相似但寿命更短的是“荆沙”。1994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和沙市市合并，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想在新名中留下点印记，博弈的结果便折中出了个两像两不像的新地名“荆沙”。以“大意失荆州”的历史典故而声名远扬的文化名城就这样在“大意”中消失了。所幸的是，“荆沙”人终于认识到了改名的代价便是历史意蕴和文化魅力的堙没，于是1996年又重新使用“荆州”之名。一名之易，见出了认识上的飞跃。

同样采取混搭式命名的城市还不少。又如辽宁省铁法市，它原是铁岭、法库两县各划一部分行政区域于1981年设立，同样是取两县首字命名。1984年铁法市改为铁岭市铁法区。1986年又恢复铁法市建制。然而当地人认为，“铁法”这一混搭式名称不但毫无历史文化意蕴，而且两字偏旁分拆后则是“金失水去”，就传统的五行而言十分不利。于是，这座城市报请批准，于2002年改名叫调兵山市，其理由据说是金代名将金兀术（熟悉杨家将故事的人对此公应该不陌生）曾经在该市境内的一座山上调兵遣将。

这样，如果给这些城市登记“身份”，恐怕要这样写了：

荆州，曾用名：荆沙，曾曾用名：荆州＋沙市＋江陵；

襄阳，曾用名：襄樊，曾曾用名：襄阳＋樊川；

调兵山，曾用名：铁法；曾曾用名：铁岭＋法库。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襄樊”可以变成“襄阳”，那么“武汉”这个城市地名是否可以恢复使用“武昌”呢？其实，跟“襄樊、荆沙、铁法”之类混搭式命名相比，“武汉”是颇为特殊的。它表面上似乎是由“武昌、汉阳、汉口”三者混搭而成，实则不然。“武汉”最初和其后很长时间都是“武、汉”（指武昌、汉阳，汉口在明代以前还只是毗连汉阳的一个水曲荒洲）的简称并列式，而非混搭式命名，后来才渐渐专名化了，并有了丰富的历史。最终三镇合一，有了新“武汉”。就此而言，“武汉”是不宜恢复启用其中任何一个曾用名的。

当然，混搭式名称也并非都有问题，都得放弃。我国省级命名当中，采取混搭式命名的不少。清代置行省，有很多名称就是取该行省内有影响的两个城市名之首字合璧而成，如：

安徽←安庆＋徽州

江苏←江宁（今南京）＋苏州

福建←福州＋建阳

甘肃←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

新的命名并未使原有的地名失去光辉，反而提升了知名度，可谓相得益彰。

而市、县的地名则不然。历史事件、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往往就是市县这一级，因此市县名称通常就负载了更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地名系统中的基本层次单位，更易为一般人所感知、了解和认同。名称这个载体的消失，往往也伴随着记忆的淡化、模糊乃至消失。在混搭式命名过程中，常见的做法是将某些历史名城降格为市下之“区”。其实，这样做虽然保留了原名，但其为人感知的情况就大大折扣了。除了当地市民外，又有几人对区名感兴趣呢？如安徽徽州地区升格为黄山市时，徽州降格为黄山市的一个区。现在，大家都在为“徽州”这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的消失而痛惜。历史事件越丰富的地区，其地名负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就越丰富。“徽州”变成“黄山”，既没有更加提升“黄山”作为风景区的知名度（无此必要），却反而割裂了徽州的现实和历史，更何况黄山市政府驻地在屯溪，此地距真正的黄山风景区还有150里之遥呢。游客就经常被此“黄山”是何“黄山”而弄得晕头转向。也许，“徽州”还有复出的那一天。

由此可见，混搭式命名的得失博弈是必须综合权衡的。混搭式命名的成功与否，有其特定的层次和条件。为一地命名和更换名称实际上都存在着博弈的情况。尤其是更名前后的博弈现象更为显著。混搭式命名常常是折中的结果，而在市县一级，则常常是合则两伤，意图中的双赢变成了实际上的两输。命名难，改名更要慎重。

当然，改名并非就意味着马失前蹄。像湖南大庸市改名为张家界，四川的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灌县改名都江堰，云南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中甸改名香格里拉，都有可取之处。

一个历史性的名称就是一个城市的最好的商标，它“注册”在人们的心中。名称体现的并非简单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

对中国地名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的分析，学界已经做过一些研究了，但对当前更名现象进行系统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似乎还没有开始，这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话题。

这里值得顺便提及的是，这些年中国高校在纷纷“跨越式”发展中，很多由若干所学校合并而成的新校，在命名上也出现了博弈，有成功，也有失败。笔者曾分析过“四川大学”1994年4月更为名“四川联合大学”的情况：

写到这里，笔者联想到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后改名为四川联合大学的事情。应该说，从现实同一性上看，这样的改名是不成功的。现在的“联合大学”的含义已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含义了，它与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业余大学在语义上属于同一个微观系统，具有这方面的现实同一性，而不与现在普遍意义上的大学、学院这一微观系统具有现实同一性，因而语义上具有孤立性，难以被社会认同。据此，这样的改名是“不合时宜”的。难怪至今，有相当多的教师和学生都不愿说自己是四川联合大学的，而仍然自豪而“顽固”地说是“川大”的，更不用说那些老“川大”人了。

这段话本是笔者《语文评议中的现实同一性问题——从“野尻”的使用谈起》一文中最后的内容，文章后来在《语文建设》1998年第1期发表时被删去了。也许当时“四川联合大学”之名尚在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做出如此之评论不甚妥当。可就在笔者文章发表后的当年12月，“四川大学”之名复出，“四川联合大学”走完了自己的历史。“四川联合大学”之名的使用在知名度和美誉度上给四川大学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真是应证了一句常被挂在嘴边的老话：“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后来笔者在一本谈语言规范的著作中引入了上面这段话，并在其后补充了几句：

最后，四川联合大学又不得不重新改名为四川大学。我们有不少改名事件都没有考虑到现实同一性问题。每一种语言现象都是处在时间和空间的网络中，因此进行语言规范化时必须综合考虑，加强“系统工程”研究。（施春宏《语言在交际中规范》138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我们发现，每次更名，当事方都说出了一些似乎不得不如此、唯其如此才最佳的理由。面对各种事情的反反复复，我们往往都是“常有理”。这倒是我们最值得反思和警惕的地方。

博弈，是为了双赢，最大可能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