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说法还是土说法（2012）

洋说法还是土说法

北京语言大学   安青阳

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品，被认为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而蜚声海外的中国作家。他的英文作品中有两部名人传记，一部是The Gay Genius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直译为：《乐观的天才：苏东坡的生活与时代》），一部是Lady Wu：A True Story（直译为：《武女士：真实的故事》），大陆和台湾都有不同的译本。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先生将它们分别译作《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大陆均引入出版，还出了不止一种版本，流传甚广。笔者买的是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苏东坡传》，2007年第1版第1次印刷。

笔者没有资格从翻译学的角度对《苏东坡传》的译文进行评价，但张先生“译者序”中的一段话却颇堪玩味。该序第3页说到了译者在遣词用语等方面的着意之处：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问题。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那些花朵们”，“诸位青年们”，“各位同学们”，“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显然，张先生的心中是有些“古雅”之类本土性追求的。为此，笔者随便翻了一页，读到了这样的文字（真的是“随便”一翻：笔者闭上眼睛翻开一页后随手一指而戳到的那段）：

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85页）

这段译文在遣词造句上确有“袭古”的努力。只要再读上几页，感受就更鲜明。然而，张先生译序中的那段话，却有不少可商榷之处，这里略陈一二。

首先，张先生说他翻译时“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问题”，并举了不少译者认为属于该“问题”的例子。应该说译者在这方面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如就笔者检读，通篇确无“当……时候”“假若”“散步着”“有着”“他（她）们”“它们”之类的表达。但下面这样的句子不知道算不算同类：

（1）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28页）

（2）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205页）

（3）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274页）

（4）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乘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18页）

其实，即便撇开这些不说，张先生弃用的那些表达是否就一定属于“欧化”现象呢？恐不尽然。例如“它们、有着、当……时候”的使用都颇有年头：

（5）在它们说，便如鬼神变怪，有许多不可知底事。（北宋《朱子语类》）

（6）今这个寄儿，他见有着许多金银付在我家，就认义他做了儿子，传我家事。（明《二刻拍案惊奇》）

（7）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明《三国演义》）

这些用法在“（20世纪）卅年代”前使用频率都很高。其他如作者所举的“被”字句的用法（作者意指可直接用受事主语句而添加了“被”字）、“地”的副词标记用法、“们”的几种特殊用法、“底”的定语标记用法（按：当代汉语反而不用了）都远在“卅年代”之前，与“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似乎无关。如书中引了一首苏轼的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245页）

其中就用了“底”。这是在宋代。当然，我们不是说译者主张弃用的说法在具体使用中都没有问题，而是说大多数说法实际上都行之有年了，并非“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作怪的结果。

同样，作者将直接引语中的“腰斩”用法看作“洋说法”，也不合乎实际。一个人说较长的话，说了一部分后中间“喘口气”，再接着说下去，事情本身也是真实发生的，用语言将这种情境模拟出来，也未尝不可。

就力避那些“欧化”的“洋说法”而言，译者似乎是在坚守着自己心目中的某种标准的“纯正”的汉语。然而，生活在当下的语境中，这是何等的艰难。我们当然可以因此而向译者致敬，但是否有此必要有此可能，则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作者的坚守和追求所遇到的困境，书中便有不少文白夹杂的地方。其实，笔者阅读译文时还不时觉得译者在表达上不自觉中受到了原著表达方式的影响，如多重修饰关系的表达、因果关系语序的处理等。这毕竟是翻译，而不是创作。

最后想说一句，既然林语堂先生得意于用英语来写这类传记，想必用现代乃至当代的表达系统去翻译他的书也是可以的，即便真有“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的“洋说法”，只要翻译得“信、达、雅”，也未尝不可。“信、达、雅”，用当代汉语也是应该能够做到的，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追求，正如张先生有自己的追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