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和逻辑（2015）

事实和逻辑

北京语言大学  安青阳

近些年，文化批评中不时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谈文化，就容易拿简化字说事，将简化字视为阻碍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影响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元素，甚至唯一元素。然而如果仔细解析这些批评中所依据的事实和逻辑，有时不免让人觉得激情有余，分析不足。

最近笔者就看到这样的一篇文化批评文章，即2015年1月14日发表于新浪专栏·文化谭上的一著名文化学者撰写的《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http://cul.history.sina.com.cn/zl/wenyi/2015-01-14/12471066.shtml）。该文读得人有些晕乎，然而却被某些网站作为重点文章推荐阅读，可见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这里想从此文列举的事实和立论的逻辑这两个方面来做些粗浅的说明。

一

这篇文化批评短文首先充分赞赏了汉字的文化意蕴：“汉字符码是古文化核心密码（代码）的奇妙结晶，简洁地描述自然场景、生活方式和事物逻辑，传递了古代文明的基本资讯，俨然是日常生活的生动镜像。”然后举了“閒”和“愁”这两个字来为此作佐证：

“閒”字表达休息时开门赏月的诗化意境，而“愁”字则暗示农民在秋季为即将过冬而愁苦的心情。

然而，只要翻翻辞书，就会发现作者对这两个字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说文解字》对“閒”的释文是：“閒，隙也。从门，从月。”南唐训诂学大家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注曰：“夫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可见，这个字以从门缝看见月光来会意，本义为缝隙。不知“休息时开门赏月”从何谈起。

《说文解字》对“愁”的释文是：“愁，忧也。从心，秋声。”清代大学者毕沅在《释名疏证》中引用《礼记·乡饮酒义》中的话来解说“愁”之义：“秋之为言愁也。”显然，这里的“愁”，从心从秋（秋亦声），就是缘自秋风萧瑟，人多忧苦。至于“农民在秋季为即将过冬而愁苦的心情”，也不知有何理据。

作者在说明“汉字同时也是解码古文明的密匙”这一观点时，举了“蜀、堯、秦、越”几个字做例子。作者由此推断：“汉字谱系，就是反观中国历史的最精确的橱窗。”然而，“秦、越”都并非作者所言的意义“集体事禾的农人”和“执钺奔行的战士”。至于“蜀、堯”，是否如作者所言当作“早已蕴藏‘纵目族’的造型密码”和“大地（土）之神”，都是可以商榷的。这里面有汉字构意（由字形构造时体现出来的造字理据）和字义（汉字所表现的语言意义）以及字用（汉字的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反观中国历史的最精确的橱窗”，到底是依赖于“汉字谱系”，还是依赖于用汉字所书写的文本作品，这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两者毕竟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里面既有事实问题，也有逻辑问题。

的确，汉字在“维系了中国文明的自我延续性”中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我们对每个汉字本身的读解，对汉字符码所蕴涵的“核心密码（代码）”的识解，最好还是立足于汉字本体提供的事实空间，而不能立足于诗意的想象。

二

这篇文化批评对简化字的构造理据及其现实意义似乎并不认同（文中对“简体字”和“简化字”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作者从民国时期的“拉丁化”运动谈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等。作者在“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对着被消灭的危机”的认识之下，接着说：

这种简体字方案，正是急功近利年代的畸形产物。就在简体字方案出台后不久，经济大跃进便盛行于中国，跟文化冒进浪潮呼应，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

的确，民国时期，很多名人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联（这跟当下认为文化复兴应从恢复繁体字做起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认为汉字落后、主张废除汉字的言论确实非常高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法”这样的认识在社会上确实有较深的影响。但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后来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方向。将“简体字方案”的出台（属于作者所言的“文化冒进”）和“经济大跃进”的盛行当作“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这也太抬举了汉字简化的时代影响力了。这样的论证有将时间上的相近相续视为逻辑上的必然关联的倾向。

其实，熟悉汉字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汉字的简化并非上个世纪50年代始，也不是若干人等随意为之的产物。对此，有学者指出：

从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来说,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主要反映在同字异形(异体字)的减少、字的写法与结构的趋简上。小篆是大篆的简化,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而草书、楷书、行书也都是前期文字的简化。笔画的减少只是汉字字体递变过程中的伴随物。若单以减少笔画而言,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帛书中就有一些简体字,如将“其”写作“亓”,将“作”写作“乍”等。秦朝的小篆即简化了不少笔画过于繁复的战国字,如……。即便上溯到甲骨文,简体与繁体并存的现象就已存在。简体的大量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陶器、钱币、兵器上用简体字,甚至玺印和钟鼎这种比较郑重的器物上也用简体字。我们认为,自从有了汉字,不久就存在着简体,汉字简化现象的这种推演应是顺理成章的。（施春宏《汉字简化的历史到底有多长》，《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

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汉字简化符合这个总趋势，符合人们使用文字时避难就易的总要求。简化字不是少数人关起门生造出来的，而是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人们政府推行简化字，只不过给这些长期在社会上流传的俗字以规范字的身份。汉字简化并不改变汉字的性质，汉字原有的优点和缺点将继续存在。（苏培成《重新审视简化字》，载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63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虽然语言学界对此早有共识，可是某些学者、某些自认为对文化传承有特别历史担当的人士，对此充耳不闻，似乎也不想“愿闻其详”。

我们并不否认简化字系统中某些字的简化存在缺点和不足（正如无法否认繁体字系统也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一样），但不可否认简化字系统（和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动全国扫盲识字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作者却认为：

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划，加快书写速度，减少繁体字数量，降低认读难度，由此为扫盲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尽管简体字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盲，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却仍远高于繁体字的港澳台，这个有力的“实验证据”，令“简化字扫盲论”成为一纸笑话。

这样的论证恐怕就让人难以接受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远高于繁体字的港澳台”，这想来是事实（还只是“想来”，笔者未做抽样调查），但这种比较的基础何在？历史背景、现实条件、人口基数、社会构成、经济状况、教育资源等难道都不需要考虑？如果将京津沪和港澳台相比，是否文盲比例“仍远高于”港澳台？恐怕就得做出新的统计了。比较，首先要有可比性。其实，中国大陆的扫盲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简化字的使用，但用整个大陆的文盲比例仍高于港澳台来说明“‘简化字扫盲论’成为一纸笑话”，恐怕论证的力量相当有限。论证不能意气用事，不能靠情绪的释放。

文中还有更令人难以理解的论断：

在古文明信息、东方感性逻辑及其本土精神结构的解构上，简体字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它制造古代典籍的阅读障碍，并阻止了自然有效的文化传承。但另一方面，简体字也意外地暴露出某种社会预言的特异功能。“陸”的叠土形被改为“击”而成“陆”，恰好象征着多年来人们互相攻击的阶级斗争怪象；“愛”字惨遭剜“心”之痛，成了社会日益“爱而无心”的深刻谶语。这种状况在消费时代并未获得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起来。简体汉字犹如精密的寓言，预见了社会道德状态的剧变。

这又太抬举了“简体汉字”了。“陸”简化成了“陆”，竟然与“（大陆）多年来人们互相攻击的阶级斗争怪象”相关联，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惊叹。如果这样去“象征”，那么，翻开任何一本字典，都可以构造出很多现实的关联和预言，可怕的，可爱的，都可以有。而且推进一步看，大陆和港澳台使用的汉字中绝大部分没有繁简之别，是否就意味着同样的“特异功能”呢？至于“愛”简化成“爱”，导致“爱而无心”，这是批评简化字者的常见用例。可是，《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愛，行貌。从夊，㤅声。”其中的“心”只是音符“㤅”的一部分，与喜爱义完全无关。有学者指出：“如果不这样分析，坚持说‘愛’里的‘心’表示喜爱，请问‘愛’里的‘爪、冖、夊’又怎么处理呢？有‘心’不一定就是‘愛’，‘怨’和‘怒’还有‘心’呢？”（苏培成《从简化字“亲不见，爱无心”谈起》，《语言文字报》2011年7月27日第2版）如果按作者的逻辑来推演，我们倒可以为简体字“爱”做出高大上的读解：“爱”的下部是“友”，意味着将所有的人都当朋友，这不正是一种大爱吗？可是，这样诗意的理解，又有多少落地的价值呢？只见一点，不及其余，必然会在逻辑推演上陷入困境。

三

发现某些简体字简化得不够好并不难。同样，某些繁体字也未必就理据充分；即便造字时有一定的理据，后来字形发展过程中未必完全保留；即便有所保留，现在也未必好写易认。对此，此文作者已有所认识：

部分中国文字确有过于繁复之弊，如“龜”字多达17划，不利于学习书写，需要作适度简化，而1956年的方案，也提供了部分简化成功的案例，如“礼”、“尘”、“从”、“众”和“垒”等字。但就整个方案而言，简化的数量和程度都已越出合理边界，以致传统汉字及其文化密码都遭受重创。

既然这样，繁简之争自然更不好有个决断了。那么，怎么办呢？在繁简的选择上，作者提出建议：“在我看来，应当举行公共投票以决定是否恢复繁体字。”好吧，去看看网民对此文的回帖，就知道“公共投票”的结果了。而且作者的这个建议似乎又否定了“部分简化成功的案例”。试问，如果将那些“过于繁复”的繁体字简化一下，它还是繁体字吗？既然如此，又为何和如何去“恢复繁体字”呢？

实际上，简化字和繁体字只是汉字的两种体式。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汉字形、义以及形义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字音系统的变化更大）。其实，即便了解所有现行繁体字的音形义，恐怕也很难读懂出土的简帛文字，更不用说传承简帛文献中所蕴涵的中华传统文化了。这倒是可以立即检测的“实验证据”。不信，就去试试看。

再回到此文标题和主旨，用汉字作为复苏文化的起步工具（请原谅笔者用了“工具”这个词），当复苏于何种状态？复苏于哪个时代？复苏于何种形式？照“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这样的逻辑，中国大陆的文化复苏似乎无望了，因为至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简体字仍然会“一统天下”（当然，这并不排斥繁体字在大陆仍有特定的适用空间）。

我们感兴趣的是，《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这篇文章是用简体字发表的，并没有影响我们对其辞意的理解。我们还注意到，该文化学者的所有论著（仅就笔者所见到的而言）都是用简化字发表的。一部《论语》，繁体字本可读，简体字本也可读。是否读懂，根子不在用了何种字体形式，而在于对字义和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翻过《说文解字》的人，对此肯定感受更深。从本质上说，简化字并非复兴文化的障碍，繁体字也不是复兴文化的灵丹妙药。当然，我们的很多典籍是用繁体字传写的，承担文化传承重任的人士自然有会写会读繁体字、了解繁体字基本形义关系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也并不必然推演出大陆需要恢复使用繁体字。

批评简化字，往往使某些人很激动，觉得很有历史担当。简化字不是不能批评，但我们觉得，文化批评要基于基本的事实和逻辑。所有的批评和争鸣，恐怕都应如此吧。

诗意的想象不能代替事实的考察，情绪的释放不能代替逻辑的分析。否则容易在自己的论证过程中出现打上引号的“事实”和“逻辑”。